在2019年12月8日，民陣發起國際人權日遊行，香港人在皇后大道中繼續揮動「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旗幟，似乎準備向前與防暴警察展開一場激鬥。同時，負責掃街的清潔工人推着手推車，一直打掃地上煙頭、垃圾碎屑，從畢打街一直掃到皇后大道中，再由皇后大道中掃到中環街市前面，這位清潔工人說：「很害怕，公司沒有給指示說可以走。」那時已經接近傍晚6時，不反對通知書的死線將近，大戰似乎一觸即發，但清潔工人只有一個外科口罩，讓人擔心她是否會受到牽連，吸入催淚煙甚至受傷。 她不是唯一一個冒險繼續掃街工作的清潔工人，事實上，半年來有不少清潔工都面對同一個困境。
清潔公司漠視工人安全 食環署疏散指引如虛設
2019年7月，公廁清潔工人榮伯（化名）曾經在港澳碼頭工作時，吸入警方發射的催淚氣體，「我發夢都想不到，我不是追着去看（示威），我只是坐下來，純粹乘涼，都不算湊熱鬧。突然間感到眼又澀、臉刺痛，維持了一個小時，刺痛感才有所紓緩。有些學生跑來公廁洗眼，他們和我同時各自慌忙洗眼、洗臉。」
清潔工人職工會在8月進行的調查指出，在75名受訪清潔工人中，有53名曾經在工作期間聞到催淚煙的氣味。而調查亦指出，在警方施放催淚彈之前的警民衝突中，只有2名工人收到外判公司的通知，指示他們「能夠離開崗位」。
9月尾，食環署向外判公司發放《應對大型公衆活動的工作指引》，內容針對「預知的大型公眾活動」和「突發的大型公眾活動」，作出兩種建議。針對前者，食環署則建議外判公司「須適時暫停潔淨工作，安排受影響的垃圾站服務員撤離，並前往安全和合適的地點工作。」而針對突發事件，食環署則建議外判公司應「預早制定應變計劃，若情況可能對現場清潔工人安全構成潛在的風險，承辦商應按應變計劃立即暫停受影響地點的公衆潔淨服務，安排在該處工作的清潔工人盡快撤離現場。」
10月1日，清潔工人職工會的組織幹事梁芷茵就收到來自食環署清潔工的求助電話，在晚上10時、政府將各區示威行動定性為「暴動」之前，清潔工亦未收到撤離工作崗位的通知，結果在一片混亂的深夜，須要自費搭的士回家。
10月31日，市民自發在晚上往蘭桂坊「蒙面」慶祝萬聖節，以抗議政府惡法。駐守蘭桂坊公廁的日更清潔工人，在約下午5時準備交更的時候，被工頭要求加班，夜更的清潔工人，則沒有收到指示可以疏散。
情況直到12月依然沒有改善，在8日下午4時許，清潔工人職工會組織幹事梁芷茵前往公廁休息室，詢問工頭有關當日的疏散情況，「今天外面有示威，公司會不會安排工人早走？」工頭則回答：「沒有聽過公司有安排，但有危險的話，我們不會叫工人出去掃街，公司會打電話給工人，公司很着緊這種事情，因為之前都試過，不是第一次了，公司有經驗。」
諷刺的是外判公司口講「着緊」，但半年來疏散指引一直不清晰，加上指引沒有任何阻嚇性，食環署亦沒有嚴密監察外判公司，同時香港局勢一直維持緊張，催淚煙圍城半年，清潔工人基本上是「卸膊機制」的長期受害人。
催淚煙殘餘物引致胸痛 工人自費求醫買裝備
尼泊爾掃街清潔工人Jen（化名）曾經在衝突後掃街時，因吸入催淚煙殘餘物持續胸痛而須要求醫，在金鐘打掃地上的樹葉，讓她的眼睛和呼吸道感到刺痛，「我胸口痛了幾天，嘗試喝鹽水來紓緩，後來我去灣仔律敦治醫院求醫，身體檢查之後發現沒有大礙，醫生處方了藥物。」當問到是否肯定自己的胸痛真的與警方發放過催淚煙有關，她非常肯定地回答「是」。由於報工傷會令工人工資扣減五分之一，工人往往會自行處理一些小傷小患，「我們很少談論自己的不適。」Jen沒有告訴工頭自己不適和求醫的事情，「若果只有我一個人投訴（會很麻煩）。」
清潔工人職工會組織幹事梁芷茵指出，大部份工友在清理衝突「手尾」時，只有外科口罩作保護。而掃街工人Bana（化名）和Jen則同時指出外科口罩「完全沒有用」，每次工作起碼要戴兩個才阻擋到刺鼻的氣味。Bana曾經在金鐘發生大型衝突後，看到丟棄的催淚彈頭。
6月至今，警方發放16,000枚催淚彈，而化學工程師李浩基的團隊研究早已指出，催淚煙的化學物，在發放後會殘餘在事發地區21日，而食環署或官方至今依然未公開催淚煙所含的有毒成份和對身體構成的健康威脅。在這種情況下，清潔工人卻須要在模糊不清的指引下清理現場，榮伯指「可能連公司都未聽過這些事情」，又形容自己在清潔受催淚煙波及的地方時，曾使用漂白水等化學品，而非較為安全的清水，清潔公司明顯缺乏清晰的化學品清潔指引。他透露公司從未派發外科口罩，連同價值港幣90元的水鞋一樣是自費購買。
除了清理受催淚煙波及的地區，清潔工甚至會被調派到「流動隊」清文宣、清路障，政治問題卻久久未政治解決，這些工作超於一個清潔工的職責所在，但額外工作卻不會額外「補水」。梁芷茵則曾經組織義工落區，派發P95口罩、膠眼罩和防化手套，以彌補制度上的缺口，亦曾經去信要求食環署額外撥款給外判清潔公司，讓工友能夠有足夠的防護裝備。「我們認爲若每個工人都有自己一套裝備，預計每個工人須要多二、三百元。食環署的回覆則指沒有這方面的打算，只出過一些指引。」但以蘭桂坊公廁休息室門外的告示為例，雖然寫上「提供N95口罩和膠眼罩」，但告示只有中文版本，外籍工友根本無法理解中文內容，甚至乎到記者詢問的時候，才驚覺告示的存在。
清潔工人在危險的情況下，一直保持盡責工作，在遇上問題的時候，往往會害怕「跌飯碗」而保持沉默。雖然工會幹事如阿茵一直從旁協助申訴、填補制度漏洞，但最根深柢固的問題，在於食環署和外判清潔公司對清潔工權益的漠視，反送中運動帶來的催淚煙危機能否讓不受重視的清潔工聲音得以被聽見，無人能夠保證，但清潔工人職工會組織幹事梁芷茵認為，食環署或者政府當局的當務之急是「聘請有專業背景、有專業知識的人來清理發放過催淚煙的地方，因爲前線清潔工人的職責，從不在於清理化學殘留物。」而清潔工人的責任，亦從不在於留守在危險的工作環境。
